江詩丹頓的祕密 (連載故事第十一回)
Sep 9, 2011
1910年江詩丹頓公司改名為Anciennne Fabriqaue Vacheron & Constantin SA，當時Constantin家族裡只剩下Jean-Francois的兒子Marc Eugene Constantin仍是公司股東，但他的兒子Charles Constantin即將開始在公司發展過程裡肩負起重要的角色。Charles生於1887年，在大學裡學習法律，後來更進入La Chaux-de-Fonds的機械學校以及日內瓦的製錶學校研習，直到1914年，他遍遊江詩丹頓在德國、法國及美國的辦事處之後，才正式進入公司。
也就在這一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自1890年以來的製錶榮景隨大環境走進黑暗時期。戰爭爆發之後第一年，江詩丹頓雖然持續營運，卻形同癱瘓。因為大多數員工都被徵召，直到1915年公司業務才緩慢地恢復正常；為因應戰爭時期物資不足及貨幣貶值問題，它推出一系列銀質錶殼、較為平價的懷錶。戰時瑞士的中立國地位發揮了效果，尤其對鐘錶業及珠寶業最有助益，這個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再度發生，交戰各國或許戰雲密佈，但都仍然向瑞士採購各式物資。
一次大戰期間，非交戰國也成為瑞士鐘錶外銷的大好市場，例如俄國以及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甚至在1917年美國介入戰爭之後，也迅速成為江詩丹頓的大市場，因為美國在日內瓦成立了軍需供應處，直接在當地採購前線軍隊需要的設備，根據文獻記載，江詩丹頓至少就接獲3,289只軍用計時懷錶訂單，這些錶以銀含量較低的合金打造錶殼，有效地壓低了造價。
1920年瑞士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更出現了重要變革，對鐘錶業者來說，都算是好消息。那一年瑞士政府將每週工時上限由原本每週58.5小時降低成為48小時，規定每週六下午必須放假，讓製錶師的工作環境稍稍向「閣樓製錶師」的時代靠攏，諷刺的是，那是一世紀以前的事，當時在因為缺乏人工照明，必須在採光良好的閣樓製錶師們工作時間反而沒有一世紀後的同業們久。
另一件重要的時代變遷則在於國際環境變動，國聯在日內瓦正式成立，一時之間日內瓦成為冠蓋雲集的國際性城市，全球各國的元首及外交使節們絡繹不絕於途，當然也為製錶業者帶來了龐大的商機。例如在1921年秋國聯開會時，印度彭加巴蒂亞加大君（Maharajar of Partiala）就到了江詩丹頓的門市選購了價值超過15萬法郎（約等於現今50萬英鎊）的珠寶以及鐘錶。
這更是複雜功能錶的大時代，1927年，住在埃及的Francis Peter代表當地瑞士移民回到日內瓦，希望找到具有代表性的禮物，贈送給當時埃及國王福阿德一世（King Fuad I），他從江詩丹頓門市陳列的作品裡得到想法，要求製作一款有著追針計時、小自鳴、三問報時、萬年曆以及月象指示的懷錶，江詩丹頓接單後將機芯交由當時日內瓦技術最好的製錶大師操刀，並找來最強的琺瑯大師製作錶殼。
兩年後，在1929年10月，成品送到Francis Peter面前，這款近乎完美的錶終究還是被找出了缺點，因為Francis Peter認為以福阿德一世超卓的語文背景，原本以英文標示的星期與月份，似乎改成法文更符合國王陛下的日常習慣；就在一個月後，在埃及的瑞士移民們就把修改過文字標示的江詩丹頓錶獻給福阿德一世。
福阿德一世的繼任者法魯克國王（King Faruk）繼承了埃及以及老國王對複雜鐘錶的熱情。1934年還是王儲的法魯克親王訪問瑞士，日內瓦政府贈送給他的禮物就是一只江詩丹頓的大複雜功能錶，有著追針計時、三問以及萬年曆功能；1937年法魯克親王再經過日內瓦，就堅持要參觀江詩丹頓工廠。
順道一提，法魯克殿下並不是唯一指名要參觀江詩丹頓工廠的親王，日本明仁天皇還是王儲的時候，為了親眼確認西方工藝水平，也在訪問日內瓦的時候將江詩丹頓的工坊列為參觀重點。法魯克親王駕臨，Charles Constantin當然親自接待，更訝異親王對錶的涉獵既廣且深，親王對他說了這個小秘密：從小我就拆過不少的錶，不過，不包括三年前日內瓦政府送的那只江詩丹頓。
20世紀最有名的複雜功能錶收藏家莫過於美國銀行家Henry Grave Jr.，他在1930年代所購買的複雜錶，曾在1999年拍賣會上賣出1,800萬瑞士法郎的歷史天價。這位收藏家在1928年以及1932年先後買下兩只江詩丹頓，第一只是一款陀飛輪錶，第二只則是集合了計時碼錶、萬年曆以及陀飛輪結構的大複雜功能錶，這款錶在1934年完成，還拿下了當年日內瓦天文台精準競賽的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