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詩丹頓的祕密 (連載故事第八回)
Sep 6, 2011
1848年，已經開始實際負責江詩丹頓營運的 César 決定到荷蘭尋找商機，這趟商務旅行有著不錯的結果，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找到了代理商 F.A. Decoster。在1850年4月，一封由F.A. Decoster寄到江詩丹頓的信裡提到：
「下個月就是荷蘭親王（Prince Wilhelm Friedrich）的銀婚紀念日，宮廷裡會用到大量的貴重禮品，珠寶或鐘錶都有很高的機會；不論是阿姆斯特丹或是海牙，負責採辨御用禮品的官員都需要大量樣品，請寄給我清單上已經列出的商品，如果有更好更精巧的鐘錶，也可以一併寄來，成交的機會很高。」
「下個月就是荷蘭親王（Prince Wilhelm Friedrich）的銀婚紀念日，宮廷裡會用到大量的貴重禮品，珠寶或鐘錶都有很高的機會；不論是阿姆斯特丹或是海牙，負責採辨御用禮品的官員都需要大量樣品，請寄給我清單上已經列出的商品，如果有更好更精巧的鐘錶，也可以一併寄來，成交的機會很高。」
1853年 César 持續訪問歐洲地區的代理商，同時尋求出口到新市場的機會。第一站到巴黎，所得到的反應讓他對江詩丹頓的錶生出了極大信心，他由巴黎寄回日內瓦的書信裡說到：
「我聽到的都是正面的回應以及鼓勵，真慶幸第一站就來巴黎……江詩丹頓真的在這裡打出了名號，我還見到了一些顧客，從顧客口中聽到的都是好評」。
因為品質穩定，江詩丹頓的訂單一直持續不斷，員工數量也不斷增加。這個時期裡江詩丹頓的技術能力也不斷提高，例如它在1853年就曾售出一具天文鐘到都靈的Salino宮廷裡，1855年它更推出了新式的錶冠上鏈及撥針結構。早從1820年開始，歐洲各地製錶師就不斷研發取代鑰匙上鏈的方法，最早得到專利的是Antoine LeCoultre，其他則有英國御用製錶師John Arnold旗下的Thomas Prest、法國的Breguet等，名氣較不響亮的製錶師也所在多有；但大多數結構都不到真正實用的地步，直到1842年才出現較可靠的產品。一位名為Adrien Philippe的法國製錶師發明了兩段式龍芯配置，錶冠可以拉出設定時間，推回原位則可以上鏈。他花了兩年時間不斷改善這個機構，在1844年時，另一位名叫Antoine Norbert de Patek的製錶師看到Philippe的創作，兩人更成立工坊，合作錶冠上鏈懷錶。
但此時最主流的系統仍然不是這種兩段位的錶冠上鏈，而是由Antoine LeCoultre所發明的拉桿式切換結構（Lever Set），它同樣由錶冠上鏈及調整時間，但錶冠不能拉出，而是在錶上附加一支拉桿，拉出拉桿時，錶冠用來調整時間；推回拉桿後，錶冠就能夠用來上鏈，自1840年代之後數十年，這個結構是市場大宗，直到20世紀都還能見到。
在1850～1870年間，江詩丹頓經營團隊多歷變革，後來實際負責經營者是Philippe-Auguste Weiss，在製錶流程及技術上則由George Auguste Leschot擔綱，兩人合作，讓江詩丹頓在經營家族人丁凋零之時，仍舊持續營運。
1876年對瑞士製錶業是重要的年份，美國製的鐘錶在產量上早已大幅超越瑞士製品，但品質一直被瑞士業者認為不夠等級，然而瑞士錶出口到美國的量逐年銳減，1872年出口到美國的瑞士錶總值約1,800萬瑞士法郎，到了1876年，總值只剩約500萬瑞士法郎；1876年美國在費城舉辦了慶祝獨立宣言簽署百年的世紀博覽會，瑞士錶業派出了力洛克地區的錶業人士Edouard Favre-Perret到美國考察，這是項吸引了1,000萬名參觀者的大展覽，為期長達7個月，Favre-Perret參觀美國主要錶廠攤位後，對同業提出了令人擔憂的報告，他在美國品牌華爾丹（Waltham）的攤位上，從一大袋低價錶裡隨機選了一只，帶在身上數天。這段時間裡他發現錶運行非常精準，後來便由隨行的製錶師檢測、分解整只錶，最後他是這麼說的：
「我不知怎麼告訴各位，測出來的結果簡直不可思議，如果要從5萬只平價的瑞士錶裡挑一只出來，絕不可能這麼準。我必須重申，這只錶是我親手從一大袋錶裡隨便挑出來的。從這件事情上，大家就會瞭解為何顧客們會偏好美國錶，而不是瑞士錶」。
生產廉價錶的瑞士品牌幾乎被美國錶威脅了六十年，但高級品牌影響不大；幸好江詩丹頓屬於後者，Leschot設計的製造流程、歐洲客戶對江詩丹頓的品牌忠誠度、持續研發新技術及要求精準性，讓江詩丹頓存活下去。像是1886年的防水懷錶；1895年首度參加日內瓦天文台錶競賽贏得首獎；隔年以超薄機芯拿到日內瓦國際博覽會金牌，這是瑞士境內二度舉辦類似博覽會，參觀人數多達2,3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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