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詩丹頓的祕密 (連載故事第六回)
Sep 2, 2011
幸好從1829年起，名為Henri Armand的年輕員工分擔了Francois Constantin一部份工作。1830年法國發生7月革命，讓主要市場巴黎產生大變動，為此Henri Armand不得不學英文，試圖再開發歐洲大陸以外的市場，以便降低巴黎政治紛擾而滯銷的庫存。雖然沒有具體收獲，但這是江詩丹頓首度意識到美洲也有市場潛力。在1832年，一位在Le Havre的仲介商，將江詩丹頓的錶寄給紐約製錶師John Magnin參考，這應該是江詩丹頓產品首度進軍美洲大陸。
江詩丹頓自1826年起就已經開始了標準化零件的概念，1827年Jacques Barthélemy寫的一封信裡有具體的證據：「為了製作Lépine機芯，我們開始採用標準零件的概念，儘管機芯尺寸不同，但它們的配置及零件都相同的。如果能夠成功，之後我們就會有相同厚度、不同尺寸的機芯。雖然這是艱鉅的工作，但我們已經開始了。」
不過標準化的工作在三年後還是沒有完成，1830年的信裡他說：「我們焚膏繼晷進行標準化，不論任何尺寸，只要我們製作的錶都包括在內，上游供應商想做我們的生意，就得照我們的標準提供零件，這樣的話，所有人的工作都會輕鬆一些…」
但Jacques Barthélemy還是太樂觀了一點，直到1844年為止，江詩丹頓都沒有在標準化及大量生產上得到突破。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的人是1839年進入江詩丹頓的George Auguste Leschot。
在海外的銷售成績不錯，因而必須雇用更多的人力，也讓江詩丹頓也由隆河旁的原址遷到更大的空間。Jacques Barthélemy的兒子César在1812年出生，1825年銜父命到鐘錶學校「Ecole de Blanc」 學習製錶技術，Jacques Barthélemy也親自教他數學、英文以及製圖等製錶師必須具備的科目，後來更另行聘請專業製錶師教導César裝配機芯。也許有子萬事足，連寫給合夥人Francois的信裡，都經常提到César：「小西撒完成了一塊很精細的寶璣機芯，他以後一定是很強的製錶師，學校老師也都很滿意他的成績…」César陸續再從不同的製錶師處學習打磨及表面處理、Lepine式機芯製作，以及其他成為製錶師必須瞭解的理論基礎及技能。
1820～1830年間因為工業革命後的機械生產方式逐漸普及，連帶使製錶業也產生大變革，業者必須瞭解、掌握最新的科技，否則就可能被環境淘汰，大量生產及標準化零件的重要性從這時期起變得重要，否則來自上游工廠的零件與空白機芯共通性不良，要大量生產而且降低成本絕對不可能。
1820～1830年間因為工業革命後的機械生產方式逐漸普及，連帶使製錶業也產生大變革，業者必須瞭解、掌握最新的科技，否則就可能被環境淘汰，大量生產及標準化零件的重要性從這時期起變得重要，否則來自上游工廠的零件與空白機芯共通性不良，要大量生產而且降低成本絕對不可能。
當時的美國，對歐洲人來說是一塊奇妙的應許之地，1835年法國歷史學家暨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出版的「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描述美國政治制度及當地見聞，其時正逢美國大力開拓荒地、發展農產、建設交通，加上進口黑奴的血淚勞力，因此新興權力階級能夠消費奢侈品，John Magnin進口的江詩丹頓錶，正好讓這些社會精英有展現優越地位的機會，在1834年時，在紐約、費城、以及紐奧良都有江詩丹頓的錶銷售；到1848年新代理人Ferdinand Thieriot接手之前，John Magnin一直是江詩丹頓錶在美國唯一的銷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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