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詩丹頓的祕密 (連載故事第十三回)
Sep 14, 2011
困頓的年代經常激發出偉大的心靈，也或許是因為無工可作的時刻只好多動腦袋，經濟大恐慌的時期，瑞士錶壇一顆巨星慢慢嶄露頭角，自1919年開始任職於江詩丹頓工坊的比勒頓（Albert Pelleton），在1933年開發出一款供運動競賽使用的擕帶型計時器，可以同時紀錄下誤差小到1/10秒的多個時間；它有著精密、可攜帶又可留下紀錄的優點，一推出就得到不少團體注目，1935年成為伯爾尼（Berne）格蘭披治大賽的官方計時器，推出第一年拿下四筆訂單，在民生凋弊的年代，這已經是可觀成就。
對江詩丹頓而言，1935年象徵品牌創立150週年。當時所有書面資料都指出江詩丹頓應該創立於1785年，直到1950年代發現Jean-Marc Vacheron收學徒的契約之後，才將品牌創立年份向前推了30年。慶祝品牌週年理應是大事，但1935年時全球還陷在1929年經濟大恐慌的餘波裡，雖然所有人都相信這應該是金融危機的尾聲，但歷經多年衰退，大多數行業其實也幾乎耗盡老本，江詩丹頓決定為特殊的年份製作兩款紀念錶，但五窮六絕的大環境裡，當然必須要有相應的措施。所以這兩款紀念錶雖然有著嶄新面貌，但卻使用同一款機芯──大約是三十年前開發的懷錶機芯，因為它原本為懷錶設計，也因此兩款錶裡，有一款的獨立小秒針位於九點鐘方向。
今日有許多錶採取這類特別的小秒針配置，但它的起源，其實就是因為資源不足、以及懷錶過渡到手錶的時期，許多懷錶機芯被用來製作手錶，所產生的獨特歷史產物。另一款更是特別，它的小秒針雖然在常見的六點鐘方向，錶冠卻變成在十二點鐘方向。儘管如此，這兩枚錶仍舊優雅而充滿江詩丹頓的品牌精神，而且這種獨特的配置居然得到眾人喜愛，後來江詩丹頓甚至其他品牌也數度推出同類型配置的錶款。
1935年9月，英國威爾斯親王──也就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甘願為心上人放棄英國王位的愛德華八世、後來的溫莎公爵──參觀江詩丹頓錶廠，也訂製了三座特殊的時鐘，鏡面使用藍色的玻璃，這是親王最喜歡的顏色；在銷售幾乎停滯的年代，親王下的訂單無疑是幸運之神的暗示，他也是江詩丹頓150週年慶時首位在禮簿上簽下大名的貴客。
1936年起，儘管大環境漸漸改善，但瑞士百廢待舉的情況還是持續，或許有一點點進色，但是復甦速度極慢，原因是瑞士法郎貶值，雖然那理應對出口有幫助，但因為過去幾年的蕭條，許多人重回工作崗位時還得面對物價上漲，相對的購買力也顯得弱些。次年訂單終於快速成長，但錶廠卻沒有足夠產能應付這些訂單，加上另一波政經危機慢慢籠罩歐洲，這次烏雲從德國上空飄向瑞士。
希特勒執政數年，開始發出要以武力收回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失去的土地。多事之秋讓江詩丹頓的狀況好不起來，再也沒有資金投入研發，或是更新生產設備，也沒有能力資助它原本在世界各地的代理商從經濟大恐慌裡站起來，當時江詩丹頓剛完成一本紀念創立150週年的品牌歷史書，經營者Charles Constantin在書裡的一句話正是當時江詩丹頓境況的寫照，他說：
「雖然前途充滿希望，但現在缺錢的問題馬上就得解決…麻煩的是我找不到方法」。
於是在1938年，江詩丹頓出現了大變革，或許是自18世紀創立以來，幅度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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